飛象網訊 （計育青/文）4月16日，在2019華為全球分析師大會上，華為副董事長胡厚崑，華為公司董事、戰略研究院院長徐文偉，華為常務董事、產品投資評審委員會主任、ICT戰略與Marketing總裁汪濤，就中外媒體提出的熱點問題進行了一一回答，飛象網也在第一時間為大家整理出來精彩的現場實錄。

記者：目前華為5G上已經取得40個商業合同，但在剛剛發布的華為年報中，運營商業務收入是有所下降的，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各位對2019年華為運營商業務的展望？

胡厚崑：對于2019年運營商業務的總判斷是，運營商市場投資會面臨一個新的驅動因素，就是5G網絡部署。正如我剛才在大會上分享的，5G發展速度目前超過了我們預期。

在過去3年，整個產業，尤其是運營商對5G看法發生了幾次有意思的變化。3年前，跟很多運營商談5G時，他們對5G如何部署，5G究竟怎樣產生商業價值，沒有清晰的概念。但是大家都有一個模糊的愿景，5G會帶來很多行業應用空間。在2年時間里，跟運營商談5G，看到很有意思變化，就是運營商突然顯得很迷茫，因為大家都在講business case,究竟什么是5G的business case。過去大家談了很多5G的憧憬，用5G來支持無人駕駛，支持智能制造，但是一直找不到business case，我們把這個時期稱之為5G迷茫期。

但從去年下半年后，我們明顯看到行業對于5G認識變得更清晰，更現實。大家發現，其實不需要現在就挖空心思想5G在行業應用上到底有什么CASE，即便是標準R15所提出的eMMB的特性,就已經可以幫助網絡服務提供商建立起很有吸引的business case，包括對個人用戶服務，也包括面向行業應用，比如用5G來改變媒體行業，已經是很現實的應用。

從商業價值角度看，5G獲得一個強烈支撐，大家認為5G從商業價值來講是可行的。從產業成熟度，從供應側來看，從芯片、網絡、終端成熟度上，5G都達到了一個相當水平。

尤其到今年下半年，各種發布的5G手機正式上市后，會讓整個產業對5G在當前帶來的商業價值有更大信心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認為，對于5G投資，不再是盲目的，追逐熱點的投資，而是圍繞商業價值展開的投資，這是非常可靠的投資。對于行業來講，5G是新一個新的投資驅動因素。對于華為運營商業務來說，5G也會進一步驅動運營商業務的增長，我們預計今年運營商業務能夠獲得兩位數增長。

記者：對于華為發展來說，最大的風險是什么？您是否認為是有可能出現的政治驅動下的制裁風險，還是網絡安全方面的風險？

胡厚崑：從企業運營角度來看，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會在企業內部和外部識別不同的風險。我們對風險管理時，不會只聚焦在某一個方面，會系統的管理。

雖然華為只有30年歷史，但我們與運營商一起，就像在沖浪一樣，隨時都會面臨大大小小的起伏，但我們需要看到一個長遠方向。

其實說到挑戰，比如今天我們談到下一階段在研究創新上的一個長期戰略，這是我們應對未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舉動。我們如何面對一個未來巨大的智能社會發展機會，建立更強大創新領導力。我們希望把我們創新能力從產品技術創新進一步提升到理論創新。

如果談到企業外部挑戰，地緣政治沖突，國際貿易關系變化，毫無疑問也是我們要必須考慮的因素。我不認為網絡安全是政治性的挑戰，網絡安全應該是一個技術問題。我們的立場一直是我們需要有個更系統的，能夠被接受的框架來認識網絡安全的風險，需要通過合作來管理網絡安全的風險。在華為，我們一方面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另一方面要準備好積極參與全球性網絡安全合作，推進進程。

只有網絡安全技術歸技術，政治歸政治，回到技術本身來討論和管理，網絡安全其實即是挑戰也是一個機會。但是如果網絡安全被政治化利用了，這就是一個非常大挑戰。我認為挑戰不僅僅是對華為一家，而是對整個技術產業，甚至更大范圍對全球貿易關系的挑戰。當你對它政治化的時候，就不會基于事實去討論，而是基于感覺去討論，這樣做法勢必會讓未來整個技術發展產生碎片化風險。大家都知道，碎片對于技術發展非常不應該，它會減緩技術創新速度，提高技術創新成本，最終讓整個社會付出代價。

記者：印度政府并沒有邀請華為參加5G試驗，你們是否有和印度政府進行對話，討論相關5G部署問題？華為是否從印度私營運營商中拿到5G相關部署合同，或者進行對話？

汪濤：印度是政府組織的5G試驗。印度政府去年也邀請華為參與了相關測試，我們也與印度所有主流運營商進行5G試驗和規劃、研究，我們對印度5G市場未來發展的參與度很深。

華為很重視印度市場，在過去十多年華為是印度的主要供應商之一。印度市場和亞洲國家很多類似市場，人口密集，頻譜稀缺，華為在過去十多年時間開發了一系列創新解決方案，來解決如何提升頻譜效率，做好網絡建設，我們相信華為在5G市場也會繼續做出貢獻。

胡厚崑：印度市場一直是華為重視的市場，印度是人口大國，人口結構年輕，對任何人都是有吸引力的市場。談到5G，作為技術提供者，我們希望印度市場在面臨5G機會時能夠變得更加具有吸引力。我們期望印度市場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變化:

一是頻譜供應。印度在4G時代，運營商頻譜資源獲得不夠，而且分布是碎片化的。在5G時代如果印度頻譜供應不能做出巨大改變，依然延續4G時代的做法，我們很擔心在5G時代能發展的很好。

二是，印度市場要改變運營商商業模式希望能夠變得更健康，現在運營商競爭陷于過于惡性化的競爭。我個人判斷5G部署后，相當一段時間，場景還是在eMMB，如果在4G時代運營商都在苦苦掙扎，很難盈利，在5G時代我不知道如何建立一個健康盈利模式。

記者：之前華為多次澄清說沒有意愿成為獨立芯片供應商，但最近任正非公開接受采訪時也表示愿意蘋果提供5G芯片持開放態度？這是不是說華為戰略調整的改變？如果是，為什么華為選擇現在這樣一個時機？

胡厚崑：我們的芯片戰略沒有做出任何改變，跟過去一樣，我們在芯片既要堅持自主可控，又要走開放合作的道路。我們現在業務結構，對于我們的管理能力很有挑戰，我們沒有意愿要在這個時候把芯片變成獨立業務，沒有這個打算。現在跟蘋果也沒有具體的討論。

但是我們認為蘋果是一家偉大的公司，它對移動產業發展是做出巨大貢獻的，如果沒有蘋果努力，移動互聯網時代不會這么早到來。5G正處于一個令人激動，萬箭齊發的時代，在這個關鍵時候，我們認為像蘋果這樣優秀的公司是不應該缺席的。從整個產業發展角度，我們認為一個優秀公司參與到競爭中，會讓其他參與者都變得更優秀，從這個角度，我們非常愿意蘋果加入到這場競爭中。

記者：您剛才提到今年對于運營商業務預計將有兩位數增長，但我們看到目前有些國家表示不會采用華為5G設備，因此我想了解華為運營商業務增長將主要來自哪里？華為在4G時代定義是用最好的產品，最合理的價格。在5G時代，華為已經是龍頭企業了，那么在5G時代，你們對產品和價格定位有什么改變？

汪濤：5G發展在不同國家部署節奏不同，有些國家是規模部署，有些國家還處于試驗前期階段。在移動通信產業上，過去30年，產業節奏非常明顯，每十年一代技術，現在進入到第四個十年。在每一代技術部署中，有些國家處于第一波，有些處于第二波，有些處于第三波。但是移動通信發展是連續的，雖然有些國家處于5G試驗階段，但5G部署預期會帶來4G擴容，比如5G技術沒有話音能力，需要回落4G，因此4G要完善覆蓋。因此很多國家雖然今年還不會部署5G，但會在4G網絡擴大投資建設。另外5G由于帶寬是4G的10-100倍，對回傳網絡帶來更高要求，因此運營商會提前建設回傳和傳輸網絡，這也是華為的優勢。

回到2019年，華為運營商業務在中國、歐洲、中東、非洲、拉美等，都看到運營商無論是在5G建設還是4G擴容，還是傳輸網建設，都相比2018年有明顯增長趨勢。

我們在某些國家不能參與到5G建設，這還不是十分準確。第一美國市場我們主動放棄，澳大利亞市場4G擴容還在繼續，其他國家華為都在參與，在地域上雖然面臨壓力，但我們相信政府和運營商都有明智的選擇，因此2019I年在地域上華為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。

關于華為在5G產品上的價格策略，華為參與市場競爭，都是以最創新產品幫助客戶實現商業成功作為基本邏輯，我們認為一代新技術引入，就是幫助客戶和用戶改進體驗，大幅提升性價比。大家知道4G，相對于3G，驅動移動流量的性價比提升了10倍，我們的目標在5G時代，相對于4G時代的性價比有10倍的提升。要實現10倍以上的提升，需要政府提供更多頻譜，在政策獲取、法律法規給予合理、更多的支持，希望整個產業界共同努力，使得5G網絡相對于4G有十倍或更高的性價比提升。

記者：今天華為宣布邁向基于愿景驅動的理論突破和基礎技術發明的創新2.0時代，并宣布成立戰略研究院，但是基礎研發周期長，投入量大，華為投入資金上有何計劃？在基礎研究方面，華為是以自己研究院為主，還是跟大學等合作，成果如何分享？第三，您提到包容合作，但麻省理工學院終止了很多與企業等合作，您怎么看待？

徐文偉：我們當前理論創新和基于基礎技術的突破遇到了瓶頸，所以未來行業產生健康發展，包括華為未來發展，必須加大未來在理論研究創新和基礎技術發展上。

因為未來研究具有高度不確定性，而大學一定是不確定性走到最領先的位置，我們肯定是首先和大學合作。每年與大學合作經費超過3億美金，投入在幾個方面；一是資助科學家對未來探索，尤其是基礎理論的探索。對于現在來說，科學界存在問題，為了在著名雜志發表文章，也是有一定存在短期行為，很難再有以前“板凳要做十年冷”的堅持。我們希望資助，能真正為人類社會做出貢獻，著眼于長期發展，而不是短期行為。同時支持他們招聘研究生、博士生著眼長遠研究。

第二，我們會和大學合作，建立聯合創新中心和實驗室，從事基礎技術發明。

第三，和大學合作，是雙方共贏愿望。可以看一下，整個創新周期，大學產生理論突破，包括關鍵和技術技術發明，企業也參與了這些發明，這些發明通過行業商業、產業化，通過運營商、行業客戶，最終為消費者服務。之后，企業獲得商業利益，再投入到大學中進行基礎研究和理論創新，形成正循環。就像很多和華為合作的教授所說，工業界對它的價值是非常巨大的，因為工業界對行業挑戰，未來挑戰和趨勢和他們分享。

另外，大學里教授產生的IPR，必須通過企業界，工業界產品化，最終被社會，對人類產生價值，否則專利只是一張紙，沒有任何價值。雖然企業和產業界，和大學的合作是開放的合作，但開放的合作包括包容性成長，最終合作成果為全人類和產業，為企業服務。我希望技術歸技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