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0年前，我就在談論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，但當時可能就幾十個人感興趣，現在，已經有幾千個人愿意為這個話題共同參與一個會議了。”耶魯大學生物倫理學中心科技與倫理學科主任溫德爾·瓦拉赫（Wendell Wallach）對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如是說道。

當對人工智能的倫理建設已逐漸在全球范圍引發關注，中國的參與可謂恰逢其時。作為國際人工智能治理大會（ICGAI）的發起人，瓦拉赫在主持了集結眾多人工智能行業領袖的紐約峰會后，于5月21日轉場北京，參加了太和智庫主辦的中國人工智能倫理與治理網絡構建研討會。盡管對中國情況了解不多，但他已經能明顯感覺到這里的發展氛圍。

“現在，包括AI在內的新科技發展得過于快速并很快形成體系，但由于他們具有巨大的顛覆性，我們應該盡快有所行動，讓倫理和科技的發展同時進行。”瓦拉赫告訴記者，“我感覺，這個過程在中國會非常迅速。”

科技與倫理應同步發展

“一個新科技誕生后，總會先經歷快速發展的階段，在我們還沒有考慮清楚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的時候，就迅速形成了體系。而這些科技總會帶來顛覆性的變化，我們疲于保持對變化的掌控，更沒有時間進行反思。往往是等到改變開始減速時，才進入調整階段。”瓦拉赫說道。

一個例子是，在英國，伴隨第一次工業革命產生的童工問題，直到19世紀才在國家層面進入立法解決程序。時間推進到當下，第四輪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產業革命正在興起時，更多人開始意識到，在科技尚未形成體系時，及時引入倫理，才能更順利地建立倫理治理機制。

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在研討會上就指出，中國現在處于一種“特別的階段”。“因為中國實際上錯過了前三次工業革命，盡管錯失了一些機會，但也得到了好處——我們不用太過于擔心倫理方面的風險。”他說，“現在，中國與其他國家一同加入了工業革命技術開發、應用的階段，因此將此問題納入議程。”

在瓦拉赫看來，培養一種科技與倫理應同步發展的匹配思維方式尤為重要，世界需要掌握這種在面對顛覆性科技時思考究竟要什么的判斷能力。

但據瓦拉赫觀察，中國人工智能倫理建設已經開始進入一種飛速發展的階段。“幾年前，中國只有少數技術人員在談論倫理問題，現在，許多大公司已經將其視為重要議題。”他向記者表示，“我看到這里的發展土壤，盡管我還不知道現在這個議題的討論度有多廣，但我感覺發展的過程會非常迅速。”

參與國際治理可國內先啟動

“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能進入全球前兩位，加之中國巨大的人口總量，其參與人工智能倫理國際機制將影響到太多人。”基于這種理解，瓦拉赫在探索建立人工智能全球網絡時，很早就開始考慮中國的加入。

但瓦拉赫也明白，更多國家的參與也意味著難度的增加。“盡管一些國家提出了倫理的原則，但他們還沒有具體的實施路徑，因此仍然需要在全球層面建立新的標準。”瓦拉赫指出：“由于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價值，因此在建立全球網絡時會存在很多差異。”

面對這個問題，中國要如何參與到國際規則的建立當中？

在瓦拉赫看來，可以從國內的角度率先考慮。“首先，中國可以向外明確其發展人工智能倫理和公益的思路，比如，重視倫理問題，推進不同利益相關方的對話，并將這種對話擴大至公眾層面。”

他提到了一種權衡的方式——當人工智能與公益發生沖突時，可以選擇一種審慎監管的方式，在為科技留出適度發展空間的同時，采取的禁令在以保障大眾利益的前提下，有條件的放開，以這種方式使公眾了解人工智能倫理的邊界。

此外，他也認為，在人工智能這樣的專業領域，政府也可以更多地納入科學家與科技從業者的聲音，以作出更加有前瞻性的決策。

“現在，盡管倫理的發展對每個國家來說尚屬起步階段，但中國的人工智能倫理生態已經開始建立起來。”瓦拉赫說，“我認為，中國有更大的責任參與到國際機制的建構當中，最好是再加快步伐。”

每經記者 楊棄非    每經編輯 曾健輝